我始終認為，市場經濟的法治包含兩個方面：市場自由的法治和市場秩序的法治。

——江平

江平

第一是市場自由

從現在的情況看來，我覺得不太理想，與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要實現法治國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會距離還很遠。舉例來說，最近經濟學界有個爭論，大家可能知道，關心民法、商法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個爭論，就是關于產業政策的問題。

什么是產業政策？產業政策是法律嗎？哪部法律規定產業政策？我所看到的法律沒有一個。中共的文件里有產業政策，地方的文件里可能也有產業政策，但這些都不能稱之為法律。

其實產業政策與國家供給側改革有密切關系。所謂供給側改革是國家在供給方面應該改變，不能只講需求，供給如果太多，鋼產量、煤產量那么多，怎么辦？所以，產業政策要調整。那么馬上面臨一個問題，調整誰？現在對于中小企業產能比較低，要去產能。有學者主張國家權力本位，他認為用國家“一刀切”的辦法或過去山西煤礦重組的辦法，把民營企業都砍掉，合并到國有企業中，這個做法我是非常反對的。

但是實踐中就這么做了，多少人呼吁也沒起作用，這些私營企業家原來的礦非常小，但有自主權，現在合并到大國有企業，只是5%、10%的股權，沒有決策權了，什么都沒有了，這種產業政策符合不符合中國的發展需求？實際上這種政策是歧視政策，就等于是保護國有的，砍掉民營的，這種產業政策不利于中國的發展，所以這是一個權利保護之爭。如果產業政策不是平等地來對待，而是有歧視，就是不符合法律。

市場秩序是市場法治的靈魂，市場秩序等于是保證市場的安全性。

可是，大家看得到，現在國民經濟調整，經濟下滑，GDP從原來的11%下降到現在不到7%，大家也承認現在經濟碰到了一定的困難。在困難的情況下，更多出現的問題是欺詐，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現象。

現在的欺詐幾乎成了市場的一個主流現象，從電信市場開始，到處都是欺詐，這是市場法治的嚴重倒退。

所以，我常常說，經濟情況比較好的時候，我們的法治一般說來是向上發展的，同樣情況下，經濟要下滑的時候，很多破壞法治的現象出現了，所以在很多領域都能看到犯罪現象，中國在經濟問題上更能體現出法治的問題。但有些國家經濟雖然困難和下滑，或者失業現象嚴重，犯罪現象不像我們這樣表現得這么嚴重。

這是我的一個比較悲觀的看法，就是在經濟下滑的時候，我們的道德也在下滑，而我們的道德下滑跟我們的法治有密切的關系。